昨日下午，在歙县徽城镇一间低矮、潮湿的出租屋，记者见到了小琴。十几平方米的房间，既是卧室也是餐厅，而灶台就在门口。
“你是第一个来采访我的记者，有的记者没来采访为什么胡乱写?”小琴清洗着豆芽，并未抬起头，对之前有关她的报道仍然怨气未消。
“出事后，张高平的妻子打掉了孩子，去监狱里跟他离了婚，给小孩织了一半的毛衣就扔在我房子里的地上。”这是一则报道中的描述，就是这句话，击碎了小琴的心。
“那不是一件毛衣，十年过去了，我清楚地记得是一件毛线背心，的确只织了一半，但之前我已经织好了几套毛衣。”小琴说，孩子突然引产了，还织它有什么用。她将未织完的毛线背心一并挂在衣橱里，离开张家时，除了自己的衣物，并未带走其他的东西。
但这件未织完的毛线背心，让张高平的思绪回到了十年前，想起了入狱前才四个月大的胎儿，才有了上述面对媒体的感慨。
4月16日晚上，小琴再婚后第一次来到张家，见到了从杭州回来的张高平，简单的问候后，她便质问张高平：“我也是受害者，我心里有多大的委屈没人知道，你让记者这样报道，是对我的人格侮辱，我要告你。”
争吵之后，张高平陷入了沉默。
腹中胎儿八个月被引产
张高平被批捕时，小琴说，腹中的胎儿的确只有四个月。
作为张高平的妻子，在第一时间接到杭州市西湖公安局的电话时，她急得直哭，一整夜都没有睡。第二天，她和大哥张高发赶往杭州。“我向西湖区公安局局长跪下了，哭着求他，说张高平不可能强奸。”小琴说，哪有叔侄两个人同时强奸一个女人的，这在当年作风保守的歙县农村，是想都不会想到的事。
从杭州回来后，她开始拖着有孕之身，骑着电瓶车四处找人。这辆电瓶车是张高平送给她的唯一礼物。
小琴总算找到了一位老乡，帮她找了位律师。律师答应只收3000块钱律师费。小琴手上没有钱，她骑着电瓶车，跑了好几家张高平之前拉货的厂子，凑够了律师费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小琴说，她除了每天为张高平流泪，也想不出别的办法。
胎儿一天天长大，快八个月了，小琴说，她很想生下这个孩子。但由于张高平与前妻有两个女儿，小琴办不了准生证，一天晚上，计生办的人带着她去做了引产手术。
孩子没了，丈夫又在看守所，小琴的生活突然变得无比孤独。